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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全喜: 理工科大学的通识教育之道
来源:中国科学报      作者:韩琨      2015年07月06日       
摘要:在具体实践中,由于缺乏悠久的人文社科传统,广大理工科院校都会遭遇的问题之一便是师资缺乏,主要是人文社科类课程教师的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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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初,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发布了《北航通识教育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通过四年来的教学研究与实践,北航的通识教育已经大致探索出一条自己的道路,确立了面向理工科背景的大学通识教育的目标、方法与步骤。

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议题之一,通识教育自然是人们关心的重要话题。而具体到如何设计并实施,国内外均有所不同,不同高校的做法也各有特点。《中国科学报》记者就此对话北航高等研究院院长高全喜,直面在占我国高校总数一半多的理工科背景大学中,如何开展通识教育的重要问题。

理工科学生更需通识教育

《中国科学报》:请您介绍一下北航通识教育发展的阶段性情况。

高全喜:北航从2010年开始由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在知行文科试验班开展通识教育,并随着文科大类招生逐步扩展到全部文科学生。2012年,学校将通识教育扩展到全校学生。前几年,我们的工作主要是理论层面的,梳理理念、方针、脉络等,现在开始落实到具体的措施,即聚焦到在理工科背景的大学该如何开展通识教育的实践上来。

2013年,北航成立通识课程建设委员会,全面负责全校通识课程建设。委员会从成立之日起,着手起草《北航通识教育白皮书》,将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定位为本科生教育的校级核心课程,是学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自主选择但必须完成一定学分的核心必修课。通识课程将逐步取代公共选修课程。

我们应该认识到,在各类专业中,理工科学生尤其需要通识教育。文科学生通常会在其专业课程中研读一些人文经典,从而对人、文化、社会、世界等关乎健全生命的诸多知识有所了解,而这些课程在理工科专业课程中完全不存在。此类知识的匮乏,不利于理工科学生成为君子,成为自由人,而完全处在“器”的状态。因此,面向理工科专业学生开设通识教育课程,比之文科学生,更为紧迫。

《中国科学报》:与其他已经开展通识教育的高校,如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等相比,北航的设计有哪些特别之处?

高全喜:的确,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国内高校都已经开展通识教育,基本上都是根据各自的学校特色而设计课程。对于北航而言,人文社科背景没有这几所高校的深厚传统,更不可能有哈佛那样多的资源设计上千门课程。北航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完全区别于全校通选课,实践探索从“知行文科实验班——知行书院社会科学实验班——理工科试点学院”为渐次展开。我们希望最终建设150到200门左右的核心课程,以求基本覆盖全校学生的需求。

北航模式的特点还在于深化了小班教学的内涵,即不只是把小班讨论当作必要的教学形式,而且更加强调小班教学的实质是关注每个学生的认知境界与发展状况,通过各种形式的启发与教育促成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

理工科院校缺乏人文社科师资

《中国科学报》:在建立通识教育课程体系方面,我国高校主要面临哪些困难?

高全喜:在设计过程中,课程体系的分类标准成为我们遭遇的首要困难,因为通识教育的分类无法沿用传统的学科分类,在内容上更为精细。在具体实践中,由于缺乏悠久的人文社科传统,广大理工科院校都会遭遇的问题之一便是师资缺乏,主要是人文社科类课程教师的缺乏。

此外,老师们来自不同学院,也有其专业,但专业课不同于通识课,很难转换。因此,许多老师不愿意承担通识课的教学任务。同时,学校也缺乏激励老师加入通识课教学的机制。除此之外,相对于通识课倡导的小班教学—— 一般30人、最多50人的课程规模来说,学校每年达五六千人的招生规模显得过于庞大,这也给课程开展带来了一定的挑战。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做法是控制规模、简化体系。目前,北航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主要分四大板块,“经典研读”“人文素养”“社会科学”和“科技文明”。这样可以在最低限度上让学生在文史、社科、理工三大学科方向上选修通识教育课。在这三大学科之上,又开设一类跨学科的课程,即“经典研读”,旨在帮助学生打破专业视野的局限,培养与人类历史上那些伟大的心灵直接对话的能力,使学生能够逐渐形成对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某些重大问题的理解力和兴趣。

《中国科学报》:如何处理好公共选修课和通识课之间的关系?有哪些常见误区需要避免?又有什么突出问题需要解决?

高全喜:这一组矛盾实质上是利益问题,也是涉及到一所大学方方面面的全方位问题。目前,国内高校公选课普遍存在教师上课敷衍、学生混学分的现象,成为“水课”的集散地,可谓是鱼龙混杂。

与通识课相比,公选课的课程不存在严格的规范性定位与要求,也没有一定的机制对其进行审核和把握。除此之外,许多老师还需要通过公选课完成教学学分的任务,涉及到一些老师的“饭碗”问题。公众中甚至包括一部分高校教师,本身就对公选课和通识课这两个概念存在误解,认为两者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必须认识到,通识课程与公选课程的不同是“质”的不同。公共选修课程是配合原来“以专业教育为主导”的本科教育模式的补充性课程。而通识课程则是配合“以通识教育为基础的专业发展”的本科教育模式的基础性课程。

对此,我们的做法是吸纳一部分质量较好的公选课,在学校教务处、各学院等方面的支持下,建立课程筛选机制,并加以一定的经费支持,把这些课程纳入通识课程体系。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淘汰一部分意义不大的“水课”。

在我们的实践中,“科技文明”板块课程的开展有些令人意外,理工科大学在这方面的资源虽然有潜力,但是有待开发。以北航为例,“科技文明”类通识课程只有一二十门,而且偏交叉学科类或者导论性质,并不是真正的通识课程。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许多理工科的教授在观念上就对通识教育存在一定的误解。由于在观念上不理解,他们对通识教育不可能给出多么有效的支持。这些教授可能由于之前的教育结构比较单一,对人文社科方面的理解不甚准确,也就难以理解通识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当然,也有一些年轻的教师对通识教育比较支持。理解的支持和不理解的支持相比,前者当然更有利于推进工作。对此,我们的应对方法是尽量动员、开发以及引导,希望尽可能开发出原本是理工科背景的学校有优势、有积累的这一教育模块。

推行慕课将增加助教需求

《中国科学报》:慕课对于高校开展通识教育有没有帮助?具体有哪些利弊?

高全喜:慕课对于通识教育来说肯定是利好的。

在解决前面谈到的师资不足、课程体量初期难以满足全校需求等问题时,我们的应对措施之一就是通过慕课这一方式教学。对于师资水平一般的高校来说,也可以选择名校的优质慕课帮助通识课的教学。长期来看,慕课对通识教育的发展是有好处的。

例如,同一个课程可以通过慕课同时开多个班级,这样覆盖的学生就可以增加几倍。但我们也必须承认,慕课的线上授课与交流同等重要。因此,在利用慕课进行教学的同时,课程对助教的需求会增大,一门课可能需要四个助教。尤其对于慕课来说,助教的认真、负责较之传统课堂来说更为重要。该如何用好慕课,各高校还须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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