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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秦春华: “严出”要在过程中把关
来源:中国科学报      作者:温才妃      2015年07月23日       
摘要:中国高校都要建立质量监控的体系,就像农民种地,对于最后的收成要心里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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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生毕业率非常高,同时也伴随着论文注水多、考试作弊等问题,形成了一个事实上的“严进宽出”氛围。一旦出现不可承受的后果,一些涉事大学生总是采取过激行为来应对,这给高校教育管理带来了相当大的困扰。

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秦春华表示,这种困扰越来越严重的原因在于学生的脆弱程度在加强。然而,坚守规矩应该从大学做起,“如果学校把不该退让的底线也退让了,学生在思想中也易形成混乱,走上工作岗位事事‘差不多’,其造成的后果将是无法估量的”。

那么,我们势必要回到一个问题上,中国高校的“严出”该如何进行?

“严出”不是追求一个数字

《中国科学报》:在国外高等教育中,我们经常听到“淘汰”这一概念。请问您怎么看待博士生淘汰制?

秦春华:我们应当尊重教育的基本规律和事实,不一定非要实行淘汰制。淘汰是一个竞争性很强的概念,把人分为优劣两类。然而,从本质上来说,教育不应该是竞争。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让社会变和谐,戾气、矛盾不要那么多。

有教无类在我看来是更合理的教育理念。国外的教育认为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闪光点,都有自己有价值的地方,应该尽可能使每个人的特点发挥出来。

实际上,国外博士生就读期间的淘汰制是有严格学术标准的,但并不是说被淘汰下来的人不如他人优秀,而是其自身的学术水平没有达到标准。国内高校之所以建立不起这种制度,有人情、压力的缘故,有“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心态,归结为一句话还是因为教师的责任问题。

《中国科学报》:如何认识“严出”?

秦春华:是严是宽取决于标准,所谓的“严进严出”要强调学术标准本身的“严”,而不是淘汰的数字和比例。因为不以学术标准为依据而是以数字为依据,可能会走向反面。我反对有些人的观点,他们看到美国一些高校的毕业率只有40%~50%,这些数据固然是真的,但对数据的解读却走到了另一方向。比如,如果为了数字,把北大的毕业率一下子降到70%,最后淘汰的20%有可能仍然是非常优秀的学生,这对于他们是巨大的打击,也不见得拔高了北大的学术水平。

《中国科学报》:我们了解到,像北大、清华等高校一直坚持育人的高标准、严要求,为什么它们能够执行严格的学术标准?

秦春华:北大、清华对学生的严格要求,更多来自于学校的传统。我们当年读书时,尽管教师对学生很慈祥,但在教学质量、学术尺度上要求非常严格,虽然也有社会压力、学院压力,但大部分教师始终坚持自身判断,只看达不达得到标准。

以学术标准为依据,处理“严出”问题就很清晰。学术标准掌握在教师手中,他们最清楚学生优秀与否。现在的障碍是教师的良心问题,即一名教师是否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一些教师遇到问题闪躲,担心招不到学生、担心学生闹,教师本身没规矩,怕招惹是非,导致了他所教育的学生,乃至社会整体逃避责任。

事先声明+过程管理

《中国科学报》:国外高校的“严出”是基于怎样的出发点?

秦春华:美国高校不是为了“严出”而“严出”,除了加州理工学院这样极个别的高校定位为规模小、只要金字塔顶尖的学生,其他的美国高校并不一定追求“严出”的结果,而是更尊重培养的事实。这归因于美国高校对自身的教育质量有清晰判断,什么是合格、什么是不合格有明确的标准。

《中国科学报》:国外高校用不用担心学生的过激行为?

秦春华:美国高校奉行的原则是“一是一二是二”,高校不会顾及太多的社会压力。但像种族歧视等敏感问题,高校一开始就会考虑周全,不去碰敏感的红线。除此之外,学生、家长若对高校的处理有异议,大可以去法庭上诉,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纠纷,所以美国高校不理解中国高校所谓的担心。

《中国科学报》:它们的“严出”是怎么做到的?

秦春华:美国高校在平时对学生的要求就特别严格。

新生入学之初,高校就会事无巨细地罗列出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细到几乎涵盖了过去学生遇到的一切问题。举一个例子,美国高校不会笼统地规定学生不要作弊,而是将什么情况视为作弊,抄了几个单词以上、考试夹带了哪些物件算作弊,事先明明白白告之学生,让学生签字同意,表明这些规定都是学生知晓的。学生知晓后再犯,就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

学生的成绩也是平时累计的。一次逃课被教师记录下来,再逃课可能面临着挂科的风险。由于学生知道将产生严重的后果,所以他们普遍重视平时的表现。它不是一次两次学业预警,而是过程的沿途监控。国内教育在这方面比较疏忽,教师投入的精力不足,对学生的管理、关心不够,所以一旦产生问题,就是一发不可收拾的。

高校尚缺质量监控体系

《中国科学报》:上述过程的监控,中国高校有无类似的做法?

秦春华:时至今日,大多数国内高校对于招来的学生质量如何,心里其实是没底的。从表面上看学生分数高,但是其究竟适不适合这所大学,大学并不清楚。经过4年本科培养,学生是否达到了毕业要求?虽然从表面上看,符合毕业要求的学生才能毕业,但是细究毕业的标准问题,大学里的管理者、教师也答不上来。换句话说,在最基础的问题上,国内高校做得还是相对差的。

就北大而言,我们已经作了至少10年的研究,以探究北大究竟培养了什么样的学生。研究表明,招入北大的各省市学生尽管在一入校时水平有所差异,但经过4年的培养,进校水平较弱的学生在成绩、综合素质等各方面都有了很大进步,这说明本科教育在他们身上产生了效果。

在我看来,中国高校都要建立质量监控的体系,就像农民种地,对于最后的收成要心里有数。高校不能开完毕业典礼、学生找到工作就了事,而是要扎扎实实地做好最基础的工作。

《中国科学报》:反观中国高校实现“严出”有几大难点?怎么解决?

秦春华:难点一在于法律。法律要尊重、保护学校履行自身责任的权力,特别要尊重和保护高校去做正确事情的权力,让高校按照教育规律办事、去管理学生,不宜过软。解决这一问题,可以解决相当多的连带问题,学校从压力中释放出来,没有做错的事情不会被狂揽责任,同时相应的惩罚对后来人也起到警示作用,告诉他们采取过激行为也没用,这是一个树规矩的过程。

难点二在于大学的管理者要对教育要负责任。教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工作,它是一个良心活儿,没法实施监控。一些人把教师当成混口饭吃的工作,自然不会对教育全情投入。对此的解决办法是,把真正热爱教育的人放在教育的岗位上,这样他会按照教育规律本身进行。